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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榘将军记『性』好。他伸出右手掌屈指而数，为我列举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日子：1959年春天，工程兵在罗布泊以西700公里长、100公里宽的面积上布满了足迹，他们创造了严冬进出罗布泊的奇迹。
同年3月13日，工程兵部队由敦煌迁至托克荪设生活区。这里北有海拔5000米的博格达峰及支脉海拔2000米的库鲁克山，南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东靠多盐碱的丘陵地带，西南为塔里木大沙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位置将在这里选定。
1960年初春，千余名工程兵军人历经一年多的艰辛，在测定的爆心『插』入了一根木桩。这根木桩标志了亚洲第一座核试验场的诞生，标志着“东亚病夫”将高举起他强有力的自卫拳头。
同年6月，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核技术研究协定墨迹未干，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这个日子便成为我国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10月14日，核基地爆心位置耸立起一座百余尺高的铁塔。这尊采用无缝钢管材质结构建造的铁塔包括8467个部件，自重近80吨。塔顶耸立了一栋金属构造的小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像一个睡熟了的小孩静静地躺在里面。
在它的周围，90多项效应工程分布在60公里的范围内。飞机中队、坦克群、火炮阵地、通讯指挥地面中心、雷达、钢筋水泥工事、舰艇、油料库、医『药』食品供应点应有尽有。3000台监控监测仪器仪表与这些效应物一起展开在爆心四周，将准确地记录下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闪光。”
陈士榘将军谈到这里格外兴奋，向我描绘了那天亲眼看见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狂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阵阵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而后，漫漫大漠中冉冉升起了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
更使陈士榘将军难以忘怀的是爆炸中心展示的惨烈而美丽的景象：“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条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像被回炉的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变成了一堆堆塑料玩具……”
1964年元旦之夜。
『毛』泽东『主席』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来到一片金星闪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间。将军们或敬礼，或鼓掌，微笑着争向自己的统帅拜年祝贺。
『毛』泽东『主席』走到陈士榘将军和张爱萍将军面前时停了好久，他一手握住陈士榘将军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张爱萍将军，笑着说：“祝贺你，你们（指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第46章 解方：志愿军中“小诸葛”（1）（）
大战略确定后，策略和谋略就成为实现战略的关键。
——刘亚洲《大国策》
“什么事？”
“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不清楚。讲外国话，听不懂。”
“是伪军就往里多放一放，等敌人钻到口袋里坚决歼灭它。”
这是一个宁静温和的夜晚，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大榆洞的简易工棚里，一位高鼻梁军官正抱着一台黑『色』电话机和对方通话，小小的瓦斯灯把他的黑影映在板壁上，随着瓦斯灯的颤抖而不停地晃动。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是一处金矿，坐落在两座大山的一条深沟里，沟中有一条小路，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这里原来有一个大矿洞，由于矿洞里积水『潮』湿，不能利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便在洞口附近搭了些木板房，开始了战时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工作。
打完电话后，高鼻梁军官便趴在电话机旁睡着了。是的，他太疲劳了，自从志愿军入朝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司令部值班室工作到深夜。
几十年后，高鼻梁军官向采访者谈起这天晚上的情况时，仍然使人感觉不到一点火『药』味。他说：“大约是深夜两点钟，我和40军118师师长邓岳在电话里就讲了这么多，以后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对于高鼻梁军官来说，这和入朝后每一个夜晚一样——忙忙碌碌，繁忙紧张，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段司令部里司空见惯的电话对话，竟酝酿着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5个小时后，南朝鲜伪6师之先头部队在1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突然遭到一支“不知名部队”的迎头痛击。
接着，南朝鲜伪6师第2团一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镇前进，当进至丰中洞、两水洞之间时，被另一支“不知名部队”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包围。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使该敌大部被歼，上百人被俘，其中还有3名美军顾问。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打响了。其时是1950年10月25日7时至10时。
这一天是高鼻梁军官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的原名解沛然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从而走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
土肥原贤二的阴谋
20年前，他的名字既不叫解方，也不是解沛然，而叫解如川。那时年仅23岁的青年解如川，就以出『色』的运筹谋划才干，在东北军中崭『露』头角。
那是1931年11月8日晚，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里突然响起了“呜呜”的警号声，随即天津城内枪炮声大作。日寇以日本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以日租界为依托，驱使汉『奸』便衣队武装策动了天津事变。
天津事变的发动并非偶然。
“九一八”后的一天，一艘日舰悄悄靠拢在天津港，从船上走下一位穿西服、戴礼帽的日本人。他就是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给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此时的土肥原贤二正以天津驻军高级参谋的身份潜入天津，意在策动暴『乱』，为侵略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口实。
在天津策动暴『乱』，对日寇来讲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30年代初的天津，不但有日本的租界地，还驻扎有根据《辛丑条约》规定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在天津收养了一支土匪武装，他们不穿军装，没有番号，老百姓叫他们汉『奸』便衣队。
随着土肥原贤二的到来，汉『奸』便衣队常常无故挑起事端，天津局势剧烈动『荡』。
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早已引起天津『政府』的警觉。这时的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张学铭深感天津防务松懈，危机四伏。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请他的老同学解如川等人帮助他整顿军备。他亲自担任保安队长，解如川担任特务总队主任。
解如川是吉林东丰人，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铭是同学。后由张学良保荐，与张学铭一起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解如川毕业回国，随51军驻防天津。
青年解如川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保卫天津的重任。他和贾陶、孙铭久、黄冠南三人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首先大刀阔斧地整顿和改组了天津唯一的内卫武装力量——天津保安队：淘汰保安队内的兵痞和年老体弱者，发给他们银两，安排好善后工作；招募一批社会上年轻力壮、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从东北军及帅府卫队中抽调身高力大又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骨干；亲自带队训练，改进陈旧的训练方法，引进新的现代方法进行实地训练；加强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秘密派人混入日军，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
11月8日晚，当汉『奸』便衣队在日寇火力掩护下分三路向省市『政府』、公安局进攻时，解如川组织的保安队早已做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原来解如川白天就收到从日租界递送出来的火急密报：“汉『奸』便衣队定于今夜暴动，目标：省市『政府』、公安局。”为了不殃及百姓，解如川命令保安队下午5点就在日租界周围戒严，把战场提前隔离出来。他还带领保安队在一些重要地段秘密构筑了简易工事。
日寇见便衣队没有达到速战速胜的企图，便向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提出恐吓：“限于11月9日早晨6点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退300米，否则将采取行动。”王树常委屈求全，下令保安队撤退300米。而这时日寇突然猛烈炮击天津公安局和被保安队占领的马路，汉『奸』便衣队在闸口一带也大举进攻。
解如川亲赴闸口沉着应战。看见这些“咿咿呀呀”冲上来的亡命之徒，解如川命令保安队准备好手榴弹，没有命令一律不准还击。等汉『奸』便衣队冲至二三十米时，解如川高呼一声“打！”一颗颗手榴弹在空中呼呼地叫着，飞向敌群，弹片四溅，硝烟翻滚。待汉『奸』便衣队节节败退时，解如川又命令预先组织好的机枪和步兵交叉火力追击……
11月9日，张学良为天津事变通电全国，南京外交部与南京『政府』也分别向日军驻华公馆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11月11日，天津中日当局开始谈判。此后，天津的局势便是白天谈，晚上打，边谈边打，打打谈谈。那些日子，解如川率领保安队日夜巡逻，严密防范，粉碎了汉『奸』便衣队的多次挑衅和袭击。
历时一个月的天津事变，在中国武装力量的坚决抵抗下被粉碎了。
事变平息后，天津市『政府』不断收到全国各地来电来函表示声援和慰问，南京『政府』也以粉碎天津事变守土有功，授予张学铭二等四维勋章，授予解如川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
51军摆开了“鸿门宴”
如果说解如川的运筹谋划能力在天津事变中是崭『露』头角的话，那么在5年后的兰州事变中就大显身手了。
1936年12月12日，夜幕降临，喧闹一天的兰州城慢慢地寂静下来，而这时东北军51军军部的门口却灯火辉煌，车水马龙。
军参谋长刘忠于与处长张熙光穿着笔挺的军装，恭恭敬敬迎接着每一个贵宾。7点左右，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及所属各处处长喜气洋洋地步入宴会厅。章良琛等人万万没有想到，“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酒酣耳热之际，51军突然宣布对他们实行“暂时隔离”。这位国民党绥靖公署参谋长立时目瞪口呆，但已身在囹圄，无可奈何了。
与此同时，兰州城内外枪声四起，东北军113师按计划行动，迅速占领了中央军兵营、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地。
这就是当时继西安事变后的兰州事变。
解如川就是这场事变的主要谋划人。
兰州事变前，解如川在51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