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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继西安事变后的兰州事变。
解如川就是这场事变的主要谋划人。
兰州事变前，解如川在51军的公开身份是军参谋处二科中校参谋。由于他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经常来往于兰州和西安之间，参与中枢机要。解如川曾多次代表张学良秘密前往上海、广西等地，联络反蒋抗日人士。他精通英、日语，会写能辩，所以，他不但是51军军长于学忠的亲信参谋，也是紧跟张学良的亲信和联络员。张学良为此特意交给解如川一部专用密电码，以便紧要时授以机密。当然，张学良没有想到，这时的解如川不仅仅是一个东北军的爱国将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西安事变的当天凌晨，解如川接到张学良的特急密电，电文简单告诉了西安事变的过程，命令51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军的武器，扣押主要党、政、军、警人员，断绝国民党绥靖公署与外地的联系，同时发表拥护西安事变的革命行动及拥护“八项救国主张”的声明。
于学忠的51军原是直系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系战争失败后，被收纳编入东北军。他虽然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却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厚待。于学忠感恩戴德，所以在东北军的几次大战中拼死卖命，屡建战功，成为东北军中仅次于张学良的头面人物。
很不巧，这一天于学忠本人与51军三个师的师长都奉命参加了西安军事会议。当解如川拿出张学良的急电时，留守的军参谋长刘忠于面有难『色』，犹豫不决。解如川看出刘参谋长担心下面不听指挥，便分析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现在不是加害于蒋委员长，而是要他枪口对外，共同对敌。‘八项救国主张’上讲得很清楚，以国事为重，要存小异求大同。三个师长虽然不在，但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他们平时抗日的热情都很高，加上张副司令的指示顺应民心，我想他们不会有异议的。”
一席话说得刘参谋长信心倍增。上午10点钟，军部召开了由各师参谋长及各方面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重新宣读了张学良的密电，军、师参谋长们终于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接着，解如川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了落实电报的各项方案：马上在军部与省府实行戒严，宴请绥靖公署章良琛及各处处长并扣留他们，晚上8点发起行动。
在兰州事变中，解如川积极行动，异常活跃。中央军第三军炮兵团团长是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他冒着危险前往游说，晓之以利害，该团放下武器，保持中立，并借道给东北军，攻打中央军。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顽固抵抗；解如川与军通信营营长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在部队的掩护下，冒着冷枪袭击的危险，贴着墙根，手执着手枪，率部首先冲进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封了里面的电台及档案材料。
次日拂晓，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及警察、特务武装一律被缴械。解如川代表51军对软禁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及被缴械的官兵进行宣抚，同时建议51军和甘肃省『政府』及时发出拥护“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
兰州事变的顺利成功，增长了西安事变的权威，奠定了张、杨的军事实力和谈判地位。
此后，解如川在东北军中官至少将。
长春城的最后枪声
10多年后，解如川回到了东北。这时他的名字叫解沛然，是我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1948年5月23日到10月19日，长达5个月的围困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在这次围城战役中，我军先后成功地策动了曾泽生的60军起义和郑洞国率部投诚，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日本的“关东军”占领时期起，就在城内街道附近及近郊修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城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进一步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了一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7年我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后，长春虽然已丢在了我们后方，但敌人仍配有10万人马的防守力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亲自驻守长春。
1948年5月，长春外围战结束，郑洞国及其10万军队已被我1纵、6纵队和3个独立师团团围住。
6月，东北局下达了“久困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
6月22日前，我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的部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10万大军筑起了一道“城外之城”。
如何对付敌人的突围？这是围城战役的关键所在。
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为第12兵团）参谋长的解沛然一到前指就马不停蹄到一线阵地观察敌情，熟悉地形，组织司令部每一个方向的反突击方案都准备了好几套。
解沛然根据敌情我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细致、周密的反突围战术方案，当时任第1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和政委萧华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47章 解方：志愿军中“小诸葛”（2）（）
这套战术方案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不像常规阻击战一样，把部队全部拉上去，一次『性』地阻击敌人，而是梯次配备部队，从正面和侧面两个方向打击敌人，第一个梯次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第二梯次再解决一部分，放一部分；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次的部队去解决。
解沛然对这套反突围战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兵败如山倒，狗急会跳墙。
敌人突围就像大坝决口，来势猛，冲力大。如果部队全调上去打一次『性』阻击战，就会像流水一样，突然截住了，敌人的冲力大，我们的伤亡也大，水漏掉的也多。如果我们把部队梯次配备，就像在流水的下面几个方向多筑几道坝，缓冲一下流水的势头，或者把流水分散一些，我们就能完全彻底消灭突围敌人。”
解沛然的反突围战术在付诸实施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这年9月份的统计，在围城3个多月中，敌人共进行大小突围30余次，均被我军有效粉碎，并毙伤俘敌近3000名。
10月7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长春守军司令官郑洞国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围：敌全副美式装备的新7军38师于7日和8日向东野独立7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
东野部队在几十华里的区域内分成三个梯次展开部队，层层阻击，各个击溃，从容不迫。敌军进展缓慢，气势渐挫，最后缩了回去。
郑洞国寄以很大希望的最后一次突围失败了。
10月17日，曾泽生率60军起义，长春的一半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后，便是长春的和平解放。
在最后收复长春时出现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
19日上午10时，我军按照预定方案接收了长春的西半部，按照协定，我军将于21日晨接收中央银行大楼。
21日凌晨4时，中央银行大楼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
萧劲光和解沛然大吃一惊：怎么回事，难道有什么变故？
解沛然立即命令通讯员到前面看看，回来报告说枪打得很高。解沛然松了口气，笑着对萧劲光说：“打给蒋介石看的。”
果然，半个小时后，枪声戛然而止。解沛然随同萧劲光来到中央银行的时候，楼上已经摇起了白旗。
据说，这是敌人事先预演的“体面地投降”。他们对空开枪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的最后交代。
“叫小诸葛来谈谈”
“叫小诸葛来谈谈。”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人对彭老总的这句口头禅都有印象。每筹划一次战役或者部署战斗行动时，彭老总总是这么高声地说。“小诸葛”就是指解方参谋长。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解方时刻伴随彭总，出谋划策，协助彭总指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
据在志司机关工作过的人回忆，彭总爱训人，但很少训解方。有一回，有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话没说完彭总就火冒三丈：“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解方不愧为“称职参谋长”！
成功的军事行动，意味着周密的筹划，甚至每一个细节的推敲。第一次战役发起前夕，解方根据战场情况的瞬息变化，向彭总提供了非常可靠的敌情分析报告。报告中，他从敌人大举向北进犯的战略、战术，讲到敌人推进的路线和速度。从各路敌人的兵力、装备，讲到敌人推进途经的地形、地貌，就连时间、地点、方位和敌人主要指挥官的姓名、特点，都介绍得清清楚楚。
他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提出，鉴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我军应该以近战、夜战、速决战为主，辅以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解方的详尽报告和具体分析，为彭总正确地指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第一次战役，连续进行了13个昼夜，我军共歼灭敌人1。5万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
在第二次战役中，解方协助彭总制定了一个周密详细的诱敌深入的方案：在敌人的地面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军派出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边战边撤，逐渐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以为我军兵力不支；在撤退的道路上有意丢弃一些破旧的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军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撤至崇山峻岭之间，严密伪装，布下天罗地网。解方非常细致地将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步骤在方案中一一作了安排。
我军一退再退的行动，果然使敌人产生了『迷』『惑』。
敌人错误地断定我军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股不可侮的势力”，以为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已迫使我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便加快了进攻的速度，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攻。
然而，麦克阿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大军正按彭总的指挥走向死亡的陷阱。
第二次战役，仅志愿军就歼灭敌人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使得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
每当紧要关头或危急时刻，解方总会拿出主意，想出办法。第四次战役时发起反击的当天，志司在选择主攻方向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为了使把握『性』更大些，彭总要与正在东线前指的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司与“邓指”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通常这样的电文一个来回也要两天时间。正当彭总急得团团转时，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发报程序，命令志司与“邓指”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都两人值班。彭总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