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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民族的求雨习俗中都遗留着与此类似的原始巫术形式。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在《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中写道，“有时，求雨巫术是用死尸来进行的。比如，在新喀里多尼亚，求雨者把自己全身涂黑，挖出一具尸体，把它的骨头带到一个洞『穴』里，再按人体形状连接起来，然后把骨架悬挂在一些芋叶上，用水浇洒骨架，让水流到叶子上。”“俄罗斯有些地区的农民一旦陷入旱灾的痛苦之中，便常去挖出喝酒醉死的人的尸体，把它沉入最近的沼泽或湖水之中。”甚至也有类似“残其肢体”的行为，“1868年，因长期干旱，出现了歉收预兆，塔拉申斯克乡的一个村子的居民挖出一具死尸，一些人一面鞭打那具尸体或尸体残剩部分，一面在它的头部附近高喊‘给我们雨水！’”中国求雨民俗中的“打旱骨桩”，很可能与弗雷泽所记述的做法在原始动机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
“打旱骨桩”残害墓主的尸体，伤害墓主家人的感情，这明显有违人伦，有伤风化。这种风俗之“恶”还不止于此，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人竟然利用“打旱骨桩之名”，行报私仇之实。他们打着攘除旱灾的旗号，煽动『迷』信愚昧的群众，将冤家对头的坟茔刨开，毁尸泄愤。明朝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河南、山东等地官员对此进行了大力整治，并且对带头的人进行了处罚，其他参与者全部流放到偏远地区，这股歪风邪气才消减下来。尽管如此，“打旱骨桩”祈天求雨，在民间还是屡禁不绝，时常会死灰复燃。
打旱骨桩可以致雨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能够沿袭如此久远，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民俗，或许这种民俗隐含着某种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神秘文化信息。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民俗是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神奇能力的。
病态盗墓成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关于刘去盗墓的内容，本书将在第十章作详细的介绍，在此只做一个提示。）
鞭尸挫骨以泄愤
墓葬是人们死后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丧葬，对一个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发其坟墓，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也莫过于鞭尸挫骨。因此，在古代，发掘仇人坟墓，对其尸体进行侮辱，是一种极端而又常见的复仇泄愤手段。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生『性』残暴，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6年），董卓进入长安，自封丞相，大权独揽，对以往故人睚眦必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曾与董卓有仇，此时何苗已经被人杀死，董卓仍没放过他，史书记载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消边”，以泄当年之仇怨。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燕与赵国临近，常年征战不休。一次，前燕国主慕容儁（jun）梦到赵国国主石季龙咬啮他的尸骨，一怒之下下令将早已死去的石季龙坟墓挖开，将之鞭尸并弃尸于漳水。
挖墓只为认血亲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盗墓动机。渗血认亲，和古代的“滴血认亲”，属于同一种原理，是古人进行“亲子鉴定”的一种手段。《洗冤集录》中记载的“滴骨认亲法”，就是对渗血认亲的最好说明：“某甲是父或母，有骸骨在，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何以验之？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是亲生，则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俗云‘滴骨亲’，盖谓此也。”
“亲子鉴定”古已有之，南北朝时期，梁豫章王萧综就曾经掘开自己老子的坟墓，来认祖归宗。
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本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宠妃。梁武帝萧衍称帝后，将吴淑媛纳入后宫。此时吴淑媛已经怀上了萧宝卷的孩子，她将此事隐瞒了下来。七个月后，吴淑媛生下了萧综，当时大家都认为萧综是萧宝卷儿子。萧综长大后被封为豫章王，很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他曾到齐的宗庙和齐明帝陵私服考察，可是依旧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世。他听说有一种“渗血认亲”的方法，就是将生者的血『液』滴入到死者的骨头上，如果渗下去，就是一家人，具有血缘关系。
于是，萧综就私自盗挖了萧宝卷的墓『穴』，取出萧宝卷的尸骨，进行渗血认亲，果然是萧宝卷的儿子。
后来发生的事情，则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萧综为了验证渗血认亲的准确『性』，竟然将自己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次男杀死埋葬，接着让手下人连夜将儿子的尸骨挖掘出来，和自己进行“渗血认亲”的试验，最终的结果是“皆有验”。当萧综得知自己不是萧衍的亲生儿子之后，便常怀异志，不久就投靠了北魏，改名萧绩，并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综在北魏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和骠骑大将军，31岁时生病死去，死后北魏『政府』按照王侯的礼节将萧综下葬。公元538年，萧衍令人将萧综的墓葬盗挖，取走尸骨。萧衍到此时还蒙在鼓里，坚定不移地认为萧综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将他的尸骨归葬在家族的陵园里面。
第19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盗墓工具曝光（1）（）
盗墓工具面面观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颗玉印，上刻十字，当时没有人认得。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紧跟时代日益精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时间是一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
河南洛阳城自古以来文化悠远，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因为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自古以来的厚葬之风。自古以来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至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作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七八十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