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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意见与王素、欧阳修等人相左，比如慎选择，苏绅与郑朗意见差不多，派人下去按察，派何人，又如何确保按察的评语就是对的？因此不如从长计议，官员不在于无能，这个没有办法治，谁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象吕夷简与范仲淹？整个大宋类似的官员也不过十几人，大多数官员都是无能之辈，但离开他们又不行。这个可以慢慢解决，主要还是节控，逐步淘汰，先将官员的数量一年年的减少，除去冗官这一弊端。
欧阳修等言官举事赵祯多听从，他又不赞成，心中逐渐反感，于是借着求雨的机会，说了一句：“《洪范》五事，言之不从，是谓不，厥咎僭，厥罚常。”
指洪范里一段话，建立政事要有法则，掌握长寿、富、康宁、美德、善终的五福，公正的赏赐臣民，臣民就会尊重你的法则。方法是不能有邪党，百官不要私相比附，只能以君王为榜样。有计谋有操守的臣子，要想念他们，行为不合法则，但没有陷入大罪的，成就他们。若是遵从美德，就赐给他们好处。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做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任偏，不要结党，不要违反，不要倾侧。
嘲笑王素与欧阳修他们结党行偏，私好倾侧。
正好苏早推荐了马端，这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西北先后在范仲淹与庞籍手下担任官员，多有建功，于是苏绅推荐为监察御史。他母亲犯了法，坐杖脊。这让马端怎么办呢？可是欧阳修上了一奏，说道：“端性险巧，往年常发其母阴事，母坐杖脊。端为人子，不能以礼防闲，陷其母于过恶，又不能容隐，使其母被刑，理合终身不齿官联，岂可更为天子法官！苏绅与小人气类相合，宜其所举如此也。”
苏绅未必是好人，也没有那么坏，是一个有本事的官吏。马端略有文武才，但让欧阳修戴了一个大帽子后，两人全部悲催。苏绅黜，马端外放。
所以郑朗说庆历新政不是龙虎斗，而是猫蛇斗，想做大事，必须要团结，上下齐心，才能将一件件实事落实下去。苏绅说了什么，一句牢骚话，赵祯也没有当作一回事。如果此时欧阳修善意的开一个玩笑，更显得雅量，也不会让赵祯一步步地产生很大的反感。并且他的学问足以办到。然而……太戾了。
弄倒苏绅，君子们又想到另一件事。大哥大地位还是太低，副相可以，然而西府副相能做什么？于是欧阳修、余靖、蔡襄全部进谏弹劾王举正懦默不任职，以范仲淹代之。
王举正是一个老好人，一看这些君子一窝蜂涌下来，吓得面如土色，对赵祯说，他们说得对，让臣退吧，以免耽搁国家政事。于是以范仲淹代王举正为参知政事。
郑朗到了亳州，夏竦此时也来到亳州。
京城不敢找郑朗，好心的，怕郑朗也下了海。但在亳州没有关系，热情的迎出城外，他是故相，皇帝的老师之一，可此时郑朗地位已经真正与他平起平座了。
热情招待，不仅是郑朗，还包括他带来的悍边军，反正人不多，只有二百来人，一人花二贯招待费，也不过四百来贯。席间就问了一句：“行知，孙如此待我，可谓公否？”
他逗留京城不走，上了万言书自辨，赵祯诏学士批答，于是有了那句话，你不要哼哼唧唧，多做一些实事来洗脱你的骂名吧。夏竦查来查去，终于查出是谁批的这句话，孙！
郑朗不能回答。
不管怎么说，君子党这样做，对夏竦是有些不公平。
“若是他人罢，孙有什么能力与德操批我？”
郑朗更不能回答，孙不但吏治之能不及夏竦，德操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行知，若是有人如此待你，你如何为之？”
若是真有不好的地方，或者认为不称职，说，郑朗自己会退，不会生气，但一团团无中生有的污水泼来，郑朗岂能不反击？郑朗叹了一口气，又不能回答。
四百五十七章 天长之战（上）
郑朗问了一句：“孙沔可如孙拚？”
吏才与德操，另外一个孙更差。
郑朗又说道：“夏公，当学吕公。”
“吕公年老病重……”夏竦含蓄地回答一句。
“君臣做宰辅，须有宰辅之量。”
“我不是想做宰辅，陛下让臣去岭南，臣都甘死不辞，主要我不想别人往我身上泼污。”
谈到这里，已经谈不拢了，郑朗也不想多说，不要说夏竦，君子党挂着君子的名义，自己又能劝动那一个人？于是不去管，但在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写给司马光的。
记得后世有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只是一水之隔。虽重，颇有几份道理，北宋前后有两大政治流氓，前面是欧阳修，后面是司马光。两人在文学上皆有巨大的建树作用。
有人不明白续资与资治通鉴区别在哪里。文字功力，通鉴文字流畅。叙述能力，通鉴主次分明。真实度，通鉴忠于史实，敢言，续资治通鉴随意篡改，比如范仲淹为朝廷形势所逼，进谏卖官，续为“君子讳”是不会记载进去的，类似的事倒有很多。可以说作为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史记之上。但到司马光做的时候，连夏蛛都比不上。
司马光才是宋朝最大的政治流氓。
不是蔡京，蔡京一直就是小人，顶多挂一个新党的皮，从来没有将君子这一头号往自己身上加冠。
第二便是欧阳修，他危害不及司马光，可同样是文坛宗师，但正因为他的戾气深重，不识大体，在政坛上胡说八道，上窜下跳，不仅坏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面还搞出了许多是非。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丑。
自己影响不了欧阳修，只能写信给司马光，再三说了一些政局的形势，各人的得失长短，让司马光看，去想，以免走向欧阳修的老路子。
这封信很长，几达万言，郑朗花了近三个时辰，写到半夜，才将它写完。第二天派人送给司马光，让他引以为鉴，然后匆匆离开亳州。时间拖不起，还有一大堆事务，随后的数起农民起义，以及与西夏人的议和。
向宿州冲去，下令扬州知府率领部分军队北上，傅永吉率军南下，一南一北夹击，将王伦的起义军逼向天长。
自己率领骑军匆匆南下，经宿州到泗州，来到天长将军队驻扎。
然后打开各地情报到览。
相比于北方的大旱，过了淮河，旱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夏收比较顺利的收上来，秋收未到，可是粮食长势很旺盛。天长属于扬州管辖，此时受许元命令，正在准备筹集大批粮食北上。但因为受到王伦影响，人心惶恐不安，征粮事宜有些延误。但已有大批粮食经漕船顺着大运河北上，向京师运送。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这次因为自己，拨出的款子很多，再加上朝廷本来的夏税，其中包括粮食，最少能调一千多万石粮食送到北方去。时间有些慢，江南粮食也不是无底洞，就是有钱有人有船，也未必能立即将这么多粮食凑齐，必须要等到秋后，粮食才能逐一筹集。并且朝廷筹粮，波及到了粮价，部分地区粮价开始小幅度的上扬。
这样的大灾害面前，弊端肯定是有的，不过关健还是粮食。只要能调动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整个北方今年将会无忧矣。要么就是下面的官吏做得不好，那只能危害局部地区，不会妨碍整个国家的运行。
将这些情报放在一边，又看敌人的动向。
傅永吉带的兵不多，只有两营军队，且编制不齐，多是部卒，所以一直吊在后面，不敢正面作锋。王伦也不敢调过头将这支宋军吃下，他手中的人更少。
扬州官员接到郑朗命令后，同样不敢怠慢，拨出三营指挥，一千余人，徐徐逼向高邮，可是行军速度很慢，自保意味很浓厚。也怕王伦从包围圈中杀出，正好扬州一半兵力调向北方，城中驻守的兵力比较空虚，怕王伦杀进扬州城中。但起到一些作用，在两军大张旗鼓下，王伦在高邮坐不住，放弃了大鱼大肉，美酒美妓的生活，将军队拉出来，向西越过五荡十二湖，向白马塘进发。
郑朗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傅永吉与扬州的官军继续尾随，战争爆发后，协助自己对起义军实施抓捕。
只要打败了王伦，比较容易办。
王伦手下多是贫苦百姓，这是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还要加冠一词，多是亡命百姓。起义之初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一个月以来，坏的带累好的，一路烧杀抢掠，使无数百姓惨死于他们兵器之下，也有一些清白的黄花闺女被他们糟蹋。这一点也是后世砖家多不记载的。起义之初颇让人值得同情，但在这时，他们个个都是该死的人。
虽是亡命之徒，可形同谋反，少数人看到形势不妙，偷偷溜掉了。于是王伦想出一个主意，在他们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个大字。就象后来水浒传中王伦的主意一样，想上水泊梁山，先杀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先背上人命官司，这样就不担心重新投诚官府，用这个投名状使部众团结一致。
刺字是一个性质，有了这六个大字，到哪里都是王伦的义军，想叛逃都没办法逃走。被王伦这一逼，逼上绝路，作战更勇敢。但只要击败他们，抓捕也容易，并且自高邮向西大片区域都是坦荡的平原，要么就是一些湖荡，这一条对郑朗手下不利，但王伦手下部属同样多是北方人，也不利。再说，抓捕不是郑朗的事务，交给了地方军队实执抓捕，这些湖荡子反过来成了官军的保护符。
然后等待。
王伦率领两百余人一路向西缓进，一路就象蝗虫一样，使许多百姓残遭杀害。
开始郑朗是同情的，但接到一条条人命惨遭杀害的消息后，终于这份同情被满腔怒火替代。
然后没有动，而是坐看着这群人向高邮军与天长交际的白马塘进发。
义军渐渐临近，郑朗这才从县城动身，拉着天长知县江奎一道骑马向南出发。江奎骑术不精，但慢行能骑稳马，比步行快，骑了近百里路，离扬州大仪镇不远，这里便是郑朗即将选作交战的主战场。
郑朗认真的观察着地形。
也不算太理想，陆续有一些小河，向东会入大运河，有的小河并且很深。农业灌溉系统比较发达，这导致产生大量灌溉的沟渠塘泊。有的地方地形低洼，尽管马能在上面跑，也能种庄稼，可低洼处有许多积淀的淤泥，没过一半马腿，妨碍了战马奔跑的速度。
也有好的地方，总体地形平坦开阔，除了庄稼与村庄树木外，一望无际。其实地形更好是在淮阳军与宿迁，水田少，地势更平坦，要么就是低矮的桑麻田，更适合骑军奔驰。但那样奸灭了这支义军，后面的举措却没有说服力。于是才选择到了天长交战。
另外略有些土坡，土坡处地势就比较高亢，多是桑麻田与旱地，相对而言，也比向东与向南大量的圩田有利于骑兵的施展。转了转，将实地地形对照着天长县衙内不规则的地图，比较一番。江知县说道：“郑相公，要早日将这些盗贼平定啊。”
天长是江北，没有南方温暖，多是种植单季稻，这个影响不大，但也种植了少量双季稻，听闻王伦起义军前来，南方各村庄百姓全部逃亡，也不顾收稻谷了，然而有少数早稻没有来得及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