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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就是李银河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的第一类行动。而后来她对同性婚姻提案的积极上传则是第二类行动。有关同性婚姻提案，笔者需要强调一句，它至今没有成为真正的提案。之所以叫它提案，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正式提案。如果它能够成为正式提案，那无疑会加快同性婚姻问题的立法进程。而这个提案的“始作俑者”正是李银河。
2001年“两会”期间，李委托上海一名人大代表将“同性婚姻法案”带进了人民大会堂。不过，按照有关规定，一份提案只有经三十名代表复议签字才能成为人大正式提案，否则，无法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这位上海代表事后给李的回复信中说：“我没找到足够复议签字的人，只能交给提案委员会了。”于是，李银河等人又一次失败了。（26）
此后几年里，李又进行了几次类似的活动。不过，从印象上看，她的那几次行动并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既无长时间的酝酿、预谋，也不坚决、激烈。总而言之，李的同性婚姻提案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她的这一行为很值得记录，因为这既是她个人生命中的闪光点，又是中国同性恋平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8）笔者的观点
提案的时机尚未成熟
客观地说，就现在而言，同性婚姻在中国实现合法化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就在于同性恋问题还没有成为社会公共话题。
在西方国家，全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人家才有可能对同性恋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继而承认其合法地位。而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同性恋问题还很回避。电视对这个问题还三缄其口。很多人认为同性恋问题与己无关，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如何看待同性恋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对同性恋问题存有无知、误解和偏见。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同性婚姻法何以可能？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的同性婚姻法案收效不大，反响也不大。笔者觉得，逐渐把同性恋话题引入公共领域应该是第一步。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将同性恋问题引入进社会公共话题，不是没事找事，是因为同性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同性恋者的比例是3％～4％，也就是说，一个人正常的交往范围内，你总会接触到同性恋，你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与他（或她）相处的问题。另外，有很多同性恋者迫于压力会选择与异性结婚。那么，在这样的家庭里，同性恋者得不到性爱，其配偶也得不到性爱。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福的。而这对一个人的影响能说不大吗？而且双方的父母也很可能会有察觉，这就对双方老人的生活形成影响。而且在这种家庭矛盾中成长的孩子也会因此受到很坏的影响。此外，他们可能还会向亲密的亲友倾诉这种遭遇。这样又影响到亲友。还有，在你的周围，就可能存在着一起生活的同性伴侣。你又不得不考虑如何相处的问题。总而言之，同性恋者的影响扩展开来，就会到达整个社会。它不会因为人们的回避、蔑视而消失。因此，与其让同性恋问题在各个角落时隐时现，不如让它见到阳光。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王小波曾说，对同性恋现象的道德思辨，在历史上完全被忽略了。但是，这种思辨在未来不可能继续被忽略。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感情、欲望这类事物的分量正在加重。比如在一个世纪之前，夫妻间的感情在社会的天平上是无重量的；而在现代则已受到重视，甚至可以作为结婚和离婚的理由。虽然社会中有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据此王小波预言，同性恋现象再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社会的视野之外，中国人迟早要对它做出自己的判断。（27）
小波说得很精彩、到位，笔者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同性恋问题正处在在浮出水面的过程中。而同性婚姻的实现则是它完全浮出水面之后的事情。那场提案运动进行的太早了，这必然预示着它的流产和失败。对于这一点，也是在李银河的预料之中的。她自己也承认，现在搞提案，时机还不成熟。那她为什么还要提呢？我觉得原因是这样的。同性婚姻合法虽然在当代受到忽略和排斥，但它不可能永远都受到忽略和排斥。在未来，当人权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同性婚姻的问题自然会受到重视。因此，那时侯，人们肯定讨论同性婚姻问题。他们会不断提起第一个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也就是说，那个人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一位先驱。而李银河是有大智慧的人。对于这一点，她十分清楚。历史机遇就摆在她眼前，她岂能放过？请注意，这里没有批评李银河做法的意思，请不要读出相反的意思来。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李银河大概也会有这样的考虑，虽然现在进行同性婚姻提案无法成功，但是可以加快它的进程，也可以通过这一行动，改变人们对于同性恋的观念。
笔者的思路
有关如何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李银河的思路是进行同性婚姻提案。这是一种思路，而笔者倒是有另一个思路。大概很多人都已经想到，只是还没有人说，那我就顺便把它说出来。不过，它是否可行，笔者并无把握，只能说是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那就是通过诉讼途径。其过程是这样的，一对同性恋者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结婚。在正常情况下，民政部门会予以拒绝，理由是法律没有规定同性之间可以结婚。民政部门也只能有这一个理由，因为法律没有说同性之间不可以结婚。目前，中国不论是婚姻法，还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没规定同性之间不能结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可以存在有多种理解。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有结婚权利的，而民政部门不给登记的行为是侵权行为。这时，同性恋者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部门停止侵权行为，为他们办理结婚手续。而对于这种案件，法院是应当受理的。这可以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中找到依据（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其中就包括这样一种情况：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而结婚权利肯定是一种人身权利，那对同性恋当事人完全可以认为民政部门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并以此为理由进行诉讼。
如果法院真的受理了这种案子，由于这种案件史无前例，而且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法院很可能会逐级请示，直到最高人民法院。而最高院的法官们就有可能依据宪法精神、人权原则，并经过权衡利弊，做出同性婚姻合法性的认定，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而这实际上，就等于已经承认并给予同性之间的结婚权利。
笔者认为诉讼途径既是可行的，又有特别的优势。可行性在于，我们社会正在朝法治方向前进，而在法治国家中，很多社会问题就是通过诉讼解决的。因此同性恋问题通过诉讼问题解决是可能的。优势在于，用诉讼途径，同性婚姻合法化被承认的可能性更大。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该诉讼只需要两位同性恋者向法院起诉，就可以实现，而不像进行同性婚姻提案那样，需要三十位人大代表复议；第二，法院的法官们相对于一般人来说更有法律意识，更懂得平等、权利的重要，也就更可能会认同同性婚姻；第三，投票比例上的优势。法院的法官们只要有一半人以上认为同性之间结婚是一种权利，官司即可打赢。而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到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则需要有3/4以上的人承认同性婚姻法，它才能实现。而这个比例上的优势是十分宝贵的。
因此，用诉讼途径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可能是一条最佳途径。
其他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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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有关同性恋者权利问题的研究，还十分不发达。李银河虽然提出了同性恋者结婚权利的问题，然而，同性恋者尚有许多其他权利需要保护，比如平等的就业权等。因此，我们的法律还应该制定相应的反歧视法。
我们知道，同性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还受到一定的歧视。于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同性恋人群就可能事实上享受不到。比如，同性恋者应聘时，因为同性恋身份而不被录用；或者，已经有职业的同性恋者（比如教师），因工作单位发现其同性恋身份，而将其解聘。而且，即使同性恋者就相关问题向法院起诉，由于相关法律的空白，法院仍有可能表示，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驳回同性恋者的起诉。
于是，法律所规定的种种权利，同性恋者就可能事实上享受不到，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因此，我觉得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的反歧视法是十分必要的。
顺便补充一句，在国外，普遍的情况是，先出现关于同性恋者的反歧视法，后出现关于同性婚姻法；而在中国，这个顺序恰好反了。先有人提同性婚姻法的问题，而关于同性恋的反歧视法，却几乎没人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这可能与我们社会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太少有关，尤其在法律方面。中国那么多法学家，几乎就没人来涉足同性恋这个群体。而作为李银河个人，她自然是比较适合提出同性婚姻合法的问题。因为她是社科院婚姻家庭教研室的主任，是一位婚姻家庭问题专家。她的身份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适合做哪些工作。不过，中国的同性恋问题总不能靠李银河一个人解决。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法学界人士来关注同性恋人群的权利问题。
（9）谈谈同性恋气质
台湾作家白先勇写过一本书叫《孽子》，那里面讲述了台北市一群同性恋少年的凄惨遭遇。台湾的另一位文化人龙应台女士看完此书后，颇有感触，发表了评论，称它是对老台北市的最后一瞥。现在，已经看不到白笔下的台北市景象了。不过，龙女士话锋一转，又对《孽子》提出了一点质疑，称它没有对同性恋气质做探索。笔者的印象中，龙女士用的就是“同性恋气质”一词。原话是不是这样，我已经记不大真切。但她的具体意思，我是知道的。
她所说的同性恋气质是指什么呢？简单地说是这样的，男同性恋者在性格和行动上是否像女人；而女同性恋者在性格和行动上是否像男人。也就是说，同性恋群体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
《孽子》里描写的是一群男同性恋，而这群人的性格和行动是否像女人，书中的确没有什么描述。那么，假若同性恋者确实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龙女士的质疑则是有道理的；但假若同性恋者中，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龙女士的质疑则显得不必要了。龙女士不是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业学者，因此同性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她可能也不太清楚，但心里存在疑问的。所以，她要质疑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许多民众与龙女士一样，存在着相同的疑问，即同性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这样说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