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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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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早期《新晚报》副刊,人材辈出,阵容鼎盛,有所谓“唐宋金梁”。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前两者大家可能陌生,但后两者名字一定如雷贯耳,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
  金庸是在《新晚报》写武侠小说起家的。最先是梁羽生,后来由金庸接力,两人在《新晚报》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创了先河,写出一片天空,而且背后还有一段奇闻轶事。
  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的大报都不太刊登武侠小说,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当时香港发生了一件“武林盛事”,改变了这个局面。1954年,白鹤拳的陈克夫师傅向吴派太极拳掌门吴公仪挑战,要在擂台比武,震动武林,但当时的港英政府不容许武师之间私斗,以免惹来帮派纠纷,冤冤相报,腥风血雨。于是两人相约到澳门比武,由“澳门王”何贤(即前澳门特首何厚铧的父亲)主持,摆设擂台。想不到,比武之事在香港引起轰动,据说专程乘船去澳门观武的港人有5000人以上,香港各大报纸大版报道,被抢购一空。

罗孚

  这场比武却虎头蛇尾,比武不到3分钟,太极掌门便一拳打得白鹤掌门鼻子流血,两人因此动了真格,为免搞出人命,何贤立即鸣钟叫停。尽管如此,这场比武的“蝴蝶效应”,催生了梁羽生和金庸这两位旷世武侠小说家。
  话说当时《新晚报》高层的市场触觉的确十分敏锐,眼看这场比武在街头巷尾都被津津乐道,《新晚报》便在第三天,推出由梁羽生撰写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连载,意图迎合这股“好武”热潮。好一个梁羽生,只酝酿了一天,便提笔上阵。结果大受欢迎,让《新晚报》销路飙升。
  而《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便见猎心起,要他也为娘家撰写类似连载。梁羽生难以一心二用,但既为“大公人”,也只好舍子报而就母报,班师回朝了。
  那么《新晚报》怎么办?梁羽生遂向罗孚推荐了金庸,而后者其实早已跃跃欲试,于是当仁不让,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推出,旋即卷起一阵旋风,比预料的更受欢迎,让报纸销路倍增,一时洛阳纸贵。
  金庸的代表作不用笔者多费唇舌。梁羽生较为年青一辈所熟悉的,近年改拍过电影的,包括《七剑下天山》及《白发魔女传》,而他最满意的三大代表作,则是《萍纵侠影录》、《云海玉弓缘》以及《女帝奇英传》。
  如此这般,一次原本虎头蛇尾的比武,无意中开发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热潮,梁羽生和金庸这两位“新晚人”,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引发后来武侠小说家接连涌现。当时大陆和台湾政府都打压这种文学体裁,反而香港的自由创作环境,让它开花结果,开创了香港一个武侠小说的黄金盛世,作品和影响直达全球华人地区,为香港建立了巨大的软实力,直到80年代才告终。
  顺带一提,前面提到“唐宋金梁”四大才子,“金”、“梁”擅长的是武侠小说,而“唐”当时在海内外轰动一时的,则是历史小说《金陵春梦》。这部小说长达230万字,在《新晚报》连载达7年之久,写蒋介石从崛起到覆灭,金陵(即南京,蒋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王朝,就只像一场春梦。
  《金陵春梦》后来出版成书,分为8集,分别是《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三大战役》、《大江东去》。这部史诗式的作品,气势磅礡,也因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香港书籍很少能够在大陆发行,让唐人在一段时间内(五六十年代),成了内地民众所知道的惟一的香港作家,而同一时期,亦是《新晚报》的黄金岁月。

境外间谍缘何策反网友

作者:朱江明 字数:1679

  近日,广东破获一起境外间谍机关通过网络策反境内人员,窃取中国军事秘密的案件。因泄露机密级军事秘密13份、秘密级军事秘密10份,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受境外间谍“飞哥”指示,李某长期为其订购和提供境内内部军事刊物,并对重要军事基地进行长期定点定时观察。大量军事基地动态情况和军事装备的照片通过他流向境外,对国家军事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007年以来,“飞哥”利用“网上书店”、军事爱好者网站等网络渠道,在广东策反12人,在全国范围内更有二十多个省市40名境内人员被“飞哥”策反。
  为什么境外情报机构会在网上招募普通网友和军事爱好者从事间谍工作呢?

新闻中的“飞哥”每天在网络上“钓鱼”,仅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至于你获得的情报质量到底如何,对于他而言并不重要

  在情报作业中,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阶层分类。在解放战争中,中共情报机构就分为敌工部、城工部和社会部3个阶层的情报系统,分别用于掌控敌方下层士兵和军官、敌方控制城市的中下层居民以及渗透进入上层的高级情报关系。
  虽然中下层社会人士能提供的高价值情报并不多,却因为开发成本比较低且信息数量较大,可以作为其他情报来源的一个补充。例如,此次被判刑的李某并没有军方或者政府背景。李某给“飞哥”提供的军事刊物,应该不是其被判10年徒刑的主要依据。真正严重的问题,恐怕是李某每天监视军事基地的行为。也许李某不能进入军事基地内部窃取情报,但是通过观察进出的车辆、装备和人员的频率,就可以对基地内部的状况进行初步判断。这种“人因情报”正好可以作为卫星拍摄数据的一个补充。
  与此同时,我们要知道,并非所有国外情报机关人员都会获得007那样刺激的任务。也许发展几个平民,作为自己的眼线,就是这名低阶情报官的主要工作。就如新闻中的“飞哥”一样,他每天在网络上“钓鱼”,仅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至于你获得的情报质量到底如何,对于他而言并不重要。如果情报质量很好,当然是意外收获。如果水平一般,至少他可以交差了。
  由于“飞哥”并未落网,现在很难判断他属于什么级别的情报官员。他很可能只是情报界的一个外围成员,也就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这在情报界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如今,美国中央情报局有30%的业务外包给了私营军事承包商,情报界的临时工已经非常普遍了。
  虽然涉案的其他人员具体情况并未被披露,从李某的状况来看,他们应该也只是一些普通网友。之所以未被判刑,也许是他们并未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资料,也许是他们并不完全清楚“飞哥”的身份,仅仅认为这是军事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尤其在未曾收受利益的情况下,这属于危害性较轻微且不具备主观原因的情况,可以被免于起诉。
  事实上,普通人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敏感的军事资料。因此,如果出现泄密和间谍罪行的认定,关键要看你本人是否存在主观的故意性。例如,如果你在某个沙滩游玩,而沙滩旁边正好有一个海军军事基地,你拍摄风景的时候仅仅是正常游客行为。一般而言,安全部门不会对这种行为做出太多的干涉。因为在旅游区旁边停靠的军舰,被相机拍下并不会造成泄密。然而,如果你每天都去同一个海滩,坚持仔细记录军舰出入的规律且不断拍照,那么你会被安全部门注意到。当然,这时候应该仅仅是注意到而已。如果你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个人爱好,那么被请去协助调查后,一般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往往是批评教育之后,删掉你拍下的照片了事。
  如果安全部门通过调取你的通信记录,查出你在和境外情报人员联系,并且所有的记录和照片都在归类后传给对方,同时,你的银行账户还经常收到境外汇款。那么你的后果将会相当严重,因为虽然你获得的资料并不算非常重要,但你确实是在帮境外情报机构工作,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艾尔曼教授

作者:魏承思 字数:1773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期间,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博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1946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的艾尔曼早年曾担任公共卫生官员。1980年起,师从美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也是中国教育部特聘的长江讲座教授。在这一代美国汉学家中,艾尔曼算是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
  1991年,我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艾尔曼正在历史系任教。一开学,我就选了他讲授的“中国思想文化史”课。艾尔曼教授个子不高却很精神,一头黑发,有点不苟言笑。起初由于英语水平太低,同学们热烈讨论时,我只能袖手旁观,插不上嘴。艾尔曼对我这个“哑巴”学生很冷淡。不过,他在这门课上指定阅读的经典著作内容,都是我在国内时就很熟悉的。因此,在写读书报告时,我每每能连蒙带猜地把书中的重点抓得很准。尤其是对艾尔曼本人的两本专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我的理解要比一般同学深刻。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美国传统汉学家,不是仅仅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也不是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框架内,而是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

本杰明·艾尔曼

  此外,艾尔曼反对以往那种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主张从发端开始,在历史本身的脉络里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他的这些观点正是我以前经常在思考、但还不能用学术语言系统表达出来的,所以对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后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受艾尔曼的影响,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放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进行论述。
  第二学年,我又选修了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举文化史”课程。他把科举制度看成是统治者用来规训士人的权力工具,是生产主流学术的源泉。那个时代,可以说每个士大夫头脑里的思想框架都是由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搭的。所以研究科举制度是研究思想史的深入。他的这些观点令我耳目一新。我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是专攻隋唐社会文化史的,自以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用力颇深。其实,以前国内学界对科举制度的所谓研究,或是说科举的进步意义,或是说科举束缚士人的思想,来来去去都是空泛的议论。当艾尔曼具体描述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场建筑结构和场规、试卷以及命题、阅卷、录取等细节时,对我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以前有美国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学谈不上是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我还有点不服气。面对艾尔曼这样的西方史学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历史细节的研究,我就不得不服气了。
  看过我的多份读书报告之后,艾尔曼教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不仅给我的作业打高分,课堂上也经常点名让我发言。第二学年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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